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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：
【作家作品】
王安石（1021－1086）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封荆国公，世人又称王荆公。抚州临川（今江西抚州市）人。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北宋政治改革家，被列宁誉为“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”。王安石又是著名的文学家，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他在诗、词、散文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成就，他主张为文应“有补于世”，“以适用为本”。他的著作有《临川先生文集》、《王荆公诗文集》。
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。父王益，字损之，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，是一个有正义感且颇为能干的下层官吏。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，对北宋中期“积贫”“积弱”的局面和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。
安石少好读书，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。庆历二年（1042）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，不久签书淮南判官，开始了仕途生涯。任地方官吏期间，他关心民生疾苦，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，减轻人民负担。治平四年（1067）神宗初即位，诏安石知江宁府，后召为翰林学士。熙宁二年（1069）提为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从熙宁三年起，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宰相），推行新法。熙宁九年罢相后，隐居，病逝于江宁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钟山，谥号文。享年六十六岁。
【背景与题解】
宋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身为参政知事（宰相）的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，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。第二年，司马光（当时任翰林学士，右谏议大夫，所以称为“司马谏议” 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，列举了实施新法的弊端，要王安石废弃新法，恢复旧制。本文是作者的复信。
信中主要辨明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致怨五事，并对士大夫不恤国事、苟且偷安、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表示不满。文章批驳了司马光的意见，针锋相对而又文笔犀利，注意分寸而入情入理，举重若轻而简明扼要，既表明决绝的态度又不失赠答之礼。
“书”是古代的一种文体，就是书信的意思。古人写信，多有题目，说明是写给谁的。信题多为“报……书”、“与……书”、“上……书”、“答……书”等等，如：《报任安书》（司马迁）、《答李翊书》（韩愈）、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（王安石）。《答司马谏议书》 “答”即“答复、回复”之意。“谏议”则指的是“谏议大夫”这个官职，所以，“答司马谏议书”即“回复谏议大夫司马光的信”。
【注解】
某：古人在信稿上用“某”，代替自己的名。
窃：我私下，谦词。
每：往往，常常。
术：方术，方法，这里指政治主张。
重念：又考虑到。
视遇厚：对待优厚。
反复：指书信来往。
宜：应该。
卤莽：同“鲁莽”，草率，冒失。
具：全部，引申为详细。
所以：这样做的原因。
冀：希望。
见恕：原谅我。
见教者：指教我的问题（内容）。
侵官：侵犯官员的职权。
征利：与民争利。
以致：因而招致。
修之于朝廷：在朝廷上讨论修改。
辟：排斥，驳斥。
难：用作动词，责难。
壬人：善于巧言谄媚的人。
固：本来
事事：做事。前一“事”为动词，后一“事”为名词。
【参考译文】
安石启：
昨日承蒙赐教，我私下以为跟君实您相处，彼此相好的时间已经很长了，而议论问题常常看法不一致，这是因为我们彼此所持的政治主张多有不同的缘故。即使我强做解释，最终也一定不会被您所谅解，所以只简略的给您回封信，不再一一加以辩解了。可是又想到您以厚遇待我，在书信往来时不宜草率失礼，所以今天我详细地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，希望您或许能原谅我。
大凡读书人所争论的，最主要的是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的问题。如果名和实的关系明确了，那么天下的道理也就可以认识清楚了。现在您用来指教我的，是说侵夺官利职权，无端惹事生非，与民争夺财利，拒绝旁人劝告，因而招致天下的怨恨和指责。我却认为接受皇帝的命令，议定法律制度而在朝廷上讨论修正，再交给有关部门去执行，不能算是侵夺官吏的职权；实行先王的政治主张，用以兴利除弊，不能算是惹事生非；替国家整理财政，不能算是与民争夺财利；清除荒谬的言论，驳斥巧辩的小人，不能算是拒绝进谏。至于埋怨和指责的人很多，那是我本来就预料到会这样的。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的生活已经不是一天了，士大夫们多已不关心国家大事，附合流俗，讨众人的欢心为好，皇上却要改变这种情况，而没有考虑敌人之众多，想出力帮助皇上跟他们相对抗，那他们怎么会不大吵大闹呢？盘庚迁都的时候，怨恨反对的是百姓，不仅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。盘庚不因为怨恨就改变他的计划，这是由于他考虑这样做适宜，然后采取行动，认定做的对，看不出有什么可后悔的缘故。
假如您责备我在位的时间长了，却未能帮助皇上大有作为，以造福于百姓，那么我知罪了；假如要说今天应当什么事也不做，只要默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行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。
没有机会见面，内心不胜仰慕，仰慕您到了极点。
【文章分析】
1.主题
本文是书信体驳论文。全文主要驳斥以司马谏议为代表的保守派对新法的指责。王安石的说理文见识高超、论辩犀利。
本文主旨。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致怨”的指责，指出儒者所争，尤在于名实。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。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，全是谬论。文章逐条驳斥马司光的谬论，揭露出他们保守、腐朽的本质，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，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。
2.层次结构
全文分为四段。
第一段即开头一句和第一自然段。这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。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，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。
第二段即第二个自然段。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，作者以“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”为论证的立足点，针对司马光信中所指责的实施新法的弊端，逐一驳斥。
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。
关于侵官，依据名实相符的原则，王安石阐明制定和贯彻变法的规章制度，有皇帝的命令，有朝廷官员大臣讨论确定，有具体官吏执行，步步有据可查，不是侵官。
关于生事，新法实行，影响一些大地主和大官的利益，引起他们不满，司马光把这说成扰民生事，王安石阐明变法是举先王之政，兴利除弊，可造福于人民大众，加强国家的统治，不是生事。
关于征利，司马光等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与民征利，王安石驳斥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，目的在于理通财政，有利整个国家，表现出政治家的宏伟的韬略。
关于拒谏，司马光等人认为王安石不理会保守派意见就是拒谏，王安石义正辞严，指出自己抨击不正之理，驳斥不怀好意的人，证实自己光明磊落，坚持自己变法应有的态度。
所谓天下怨诽的问题，王安石举出历史事实，并分析说明保守派这些人“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、自媚于众为善”，乃是他们因循守旧的腐败作风。王安石坚持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，而且委婉地表示对司马光的说法则非某之所敢知。
第三段即第三个自然段，分析反对派对新法声势汹汹、怨恨、诽谤的原因，并表示对失大夫不恤国事、苟且偷安、墨守成规等保守思想的不满，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。
第四段即第四个自然段，结束全文，说一些礼仪性的客套话。书信常规的结束语。
3.写作特点
行文简洁，结构严谨：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，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，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，结构非常严谨，驳斥时针对其要害，言简意明，使文章短小精悍。
论证方法多样：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，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。第一直接反驳，如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。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，如“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”，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，说明不是自己独出新裁，而是受命于皇帝，是朝廷议过的法度，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，而是合理合法的。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，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，如“盘庚之迁，胥怨者民也，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。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，度义而后动，是而不见可悔故也”。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，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，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，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。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，言简意赅。
气势磅礴，寓刚于柔：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：
（1）立足于理，理足则气势。
（2）擅于排比，连用排比驳斥对方，则势如破竹，无可阻挡。
（3）擅用反语，如“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”气盛言怡，铿锵有力，虽则全文傲岸之气，愤然涌出，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，但语气相当委婉，柔中有刚。
本文观点鲜明，态度决绝，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，但措辞委婉得体，柔中有刚。如“故今具道所以，冀君实或见恕也” ；如结尾说您批评我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，那我知罪了，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，墨守成规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。又如第二段中，至于怨谤之多”，先用“固前知其如此也”一句接住，是退；然后“人习于苟且”数句对这种怨谤作出深刻的剖析，是进。一退一进之间形成跌宕，也就形成了全文的委婉文气，但委婉中又含有刚气，含有锋芒。这固然是由于书信体格式的需要，也出于朋友之间的情意，但更是源于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坦荡胸怀和高度自信，坚持原则，寸步不让，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。
【相关链接】王安石变法
1.变法前奏
熙宁元年（1068年（戊申年）），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：“当今治国之道，当以何为先？”王安石答：“以择术为始。”
熙宁二年，宋神宗问王安石：“不知卿所施设，以何为先？”王安石答：“变风俗，立法度，方今所急也。凡欲美风俗，在长君子，消小人，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”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二月，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，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。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“青苗法”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，然“少取与多取，犹五十步与百步”，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，公开指责安石“掊克财利”，舍“尧舜知人安民之道”，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，说他：“置诸宰辅，天下必受其祸”。
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，神宗说：“更张法制，于士大夫诚多不悦，然与百姓何所不便？”文彦博说：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，非与百姓治天下。”第二年，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——《与（王）介甫书》责难王安石“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，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”，“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”，“今介甫为政，尽变更祖宗旧法，先者后之，上者下之，右者左之，成者毁灭之，弃者取之，矻矻焉穷日力，继之以夜不得息”，“今介甫为政，首建制置条例司，大讲财利之事，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，淮，欲尽夺商贾之利，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，使人愁痛，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”。“或所见小异，微言新令之便者，介甫辄艴然加怒，或诟骂 以辱之，或言于上而逐之，不待其辞之毕也。明主宽容如此，而介甫拒谏乃尔，无乃不足于恕乎！” ；列举实施新法“侵官”、“生事”、“征利”、“拒谏”、“致怨”等弊端，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，恢复旧制。王安石则写了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回复：“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为，以膏泽斯民，则某知罪矣，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为而已，则非某之所敢知。”后来两人完全绝裂，司马光跟皇帝辞职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《资治通鉴》。
2.变法举措
熙宁二年二月，王安石任参知政事，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议行新法；四月，遣刘彝、谢卿材、侯叔献、程颢、卢秉、王汝翼、曾伉、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、水利、赋役；七月，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；九月，立青苗法；十一月，颁农田水利条约。
机构改革
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二月，设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，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，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，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，统筹财政，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，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、规划财政改革外，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，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。
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三月，颁行市易法。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，在开封设“市易务”（市易司），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，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。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，以财产作抵押，五人以上互保，每年纳息二分。用以达到“通有无、权贵贱，以平物价，所以抑兼并也。”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。
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司农寺制定《畿县保甲条例颁行》。乡村住户，每五家组一保，五保为一大保，十大保为一都保。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，选一人来当保丁，保丁平时耕种，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，战时便征召入伍。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、大保长、都保长。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，并节省军费。
税赋改革
方田均税：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八月由司农寺制定《方田均税条约》，分“方田”与“均税”两个部分。“方田”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，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，“均税”是以“方田”丈量的结果为依据，制定税数。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，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，也减轻了农民负担，但是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，遭到他们强烈反对。
均输法：此法已久，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，达到“敛不及民而用度足”。但是王安石以内藏钱五百万，上供米三百万石为本钱，行使均输法，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刘晏行使均输法都不另拨本钱，所以王安石的均输法也算是创新。[2]熙宁二年七月，为了供应京城皇室、百官的消费，又要避免商人屯积，在淮、浙、江、湖六路设置发运使，按照“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”、“从便变易蓄买，以待上令”的原则，负责督运各地“上供”物质。意在省劳费、去重敛，减少人民的负担。
青苗法：青苗法起源于陕西转运使李参，所以青苗法是一个地方实践后推向全国的产物。[3]熙宁二年九月，颁布青苗法。规定以各路常平、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，其存粮遇粮价贵，即较市价降低出售，遇价贱，即较市价增贵收购。其所积现钱，每年分两期，即在需要播种和夏、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，按自愿原则，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。收成后，随夏、秋两税，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。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，不至受“兼并之家”高利贷的盘剥，使农民能够“赴时趋事”，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，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。
募役法：又称“免役法”，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十二月，由司农寺拟定，开封府界试行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。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，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。雇员所需经费，由民户按户分摊。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、寺观，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，称为“助役钱”。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，保证了劳动时间，促进了生产发展，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。
3.反响
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司马光为相，尽废新法，苏东坡、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，温公执意而行，不久王 安石在南京病死，同年九月，司马光病逝。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“闻朝廷变其法，夷然不以为意；及闻罢助役，复差役，愕然失声曰：‘亦罢及此乎？’良久曰：‘此法终不可罢也。’”元佑元年二月，罢青苗法。到了三月，范纯仁以国用不足，请复之。八月，司马光奏称：“散青苗本为利民。”
苏轼在反对免役法时说，“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，犹食之必用五谷……行地之必用牛马，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，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”。还说“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，以从官于四方者，宣力之余，亦欲取乐……若厨傅萧然，则似危邦之陋风，恐非太平之圣观”，但是后来苏轼又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，他在《与滕达道书》中承认，“吾齐新法之初，辄守偏见，至有异同之论。虽此心耿耿，归于忧国；而所言差谬，少有中理者……回视向之所执，益觉疏矣”，十馀年后元祐更化时，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，他说“专欲变熙宁之法，不复较量利害，参用所长”。
【思考与练习】
１．本文的主旨是什么？
作者针对司马光来信中对新法的种种指责，从辨明“名实”入手，一一进行驳斥，表示了自己坚持改革、决不为流言俗议所动的坚强决心。
２．本文所批驳的反面论点是什么？采用的是何种驳论方法？
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致怨”是本文作者所要批驳的论敌的论点。作者采用的是批驳对方论点的论证方法。
３．王安石是如何驳斥司马光对新法的责难的？
作者首先确立反驳原则：“盖儒之所争，尤在于名实。”以名、实是否相符作为辨明是非的标准和立论的根据。接着以一组排比句对司马光横 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罪名（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致怨）逐一加以反驳，指出这些所谓罪名都是名不符实、毫无道理的。这种驳论方法，大处着眼，抓住根本，抓住要害，有理有力，避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清，收到了以少胜多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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